《第一部　第九章》

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，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，跳进了冰冷的湖水，涉渡锡瓦什湖，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。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。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，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，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，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。伊万·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，在水中前进。

天刚蒙蒙亮，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，几千名红军战士，越过层层障碍物，从正面猛冲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在白匪后方，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，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。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。

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。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，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。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，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。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。

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。大地似乎崩坍了，陷进了无底的深渊。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，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，爆裂成无数碎片，向四周散布着死亡。大地被炸得开了花，泥土翻到半空中，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。

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。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，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，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，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。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，向海外逃遁。

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。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，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。机枪手、共青团员伊万·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。

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。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，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，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。一九二○年十二月，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，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。

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，瞥了一眼“舍佩托夫卡车站”的牌子，立刻拐向左边，朝机车库走去。他去找阿尔焦姆，但是阿尔焦姆不在。于是，他裹紧军大衣，快步穿过树林，朝城里走去。

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，转过身来，喊了一声“请进！”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。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。她两手捂住心口，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，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，流下了幸福的热泪。

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，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、满是皱纹的脸。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等着她平静下来。

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，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。

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，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。又过了两三天，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。这时候，她喜上加喜，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。

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，一家人又团聚了。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，都平安地回来了……

“往后，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？”玛丽亚·雅科夫列夫娜问。

“还是干我的钳工去，妈。”阿尔焦姆回答。

保尔呢，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，又回到了基辅，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。

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，他就是伊万·扎尔基。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。对这次见面，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，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。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。正是他，乌曼战斗一打响，就以英勇善战、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，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，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。

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，友好地接待了他。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，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。

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，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。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，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——保尔和扎尔基。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，四个人搬了进来，除保尔外，还有扎尔基、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，组成了一个公社。他们整天忙于工作，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。

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，不过，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、不成形的说法。过了几天，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。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。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，想不通。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，一个矮墩墩的工长，共产党员。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，叫住了他，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？听说还要开商店，大做买卖。这倒好，打呀打呀，打到最后，一切照旧。”

保尔没有答理他，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。

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，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，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。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。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。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。整个党组织、团组织，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。

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，高额头，浑身充满活力，政治上也很成熟，他同丽达·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但是毫无结果。保尔开门见山，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回答我，阿基姆，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。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。我只知道一点：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。我们过去进行斗争，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，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。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？那就悉听尊便。”

阿基姆火冒三丈。

“保尔，你脑子开开窍，你都说了些什么话？你是在侮辱整个党，诽谤党。你得的是狂热病，还固执己见，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。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，我们就是葬送革命，就会给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，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。你不想理解这一点。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，反而以斗争相威胁，那我们只好奉陪了。”

两个人分别的时候，已反目成仇。

在全区党员大会上，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，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，接着，保尔上台发言，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。

第二天，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，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。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，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。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，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。斗争深入了，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，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。此举引起轩然大波，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，宣布退团。最后，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。

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，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。

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。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，站在车站的天桥上，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

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，满脸雀斑和疙疸，善于钻营，又自命不凡。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。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。

“怎么，把你给开除了？”他问，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。

“是。”保尔简单地回答说。

“我多次说过，”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。“你图个什么呢？遍地都是犹太佬，他们往哪儿都钻，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。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。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，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。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。”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。

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，预感到要出点乱子。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，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，晃得他东倒西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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